地方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密集出台，目标制定也越来越具体。5月10日发布的《陕西省加快推进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实施方案（2021-2025年）》提出，到2025年，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过10%，将陕西打造成为全国重要的数字产品制造业基地。同日，《云南省数字经济发展三年行动方案（2022-2024年）》出台，提出到2024年，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主营业务收入较2020年翻一番，达到3160亿元。与此同时，《2022年度宁波市数字经济工作要点》也明确提出，到2022年底，全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增长15%，占GDP的比重达到10%左右。在疫情多点散发的背景下，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，应如何充分发挥自身优势，承担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任？本期数字经济圆桌对话，由《经济》杂志社副社长王琤主持，邀请有关专家、企业家进行探讨。
技术赋能，需先有数字化基础
《经济》：数字经济已成为我们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应如何理解数字经济这一概念？中国发展数字经济有哪些优势？
朱天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）：数字经济的概念比较宽泛、模糊，过去几年，无论是美国、欧盟，还是中国，都在努力界定这个范围，以便进行统计核算和定量分析。2021年国家统计局首次发布了《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标准》，从两个方面、五个大类对数字经济基本范围进行了界定，一是数字产品制造业，如电脑、手机制造等；二是数字产品服务业，如数字产品的批发零售及围绕数字产品展开的各类服务；三是数字技术应用业，包含软件开发和云计算等；四是数字要素驱动业，例如电商和互联网金融等；五是数字化效率提升业。前四大类属于数字产业化范畴，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“数字经济核心产业”，第五大类属于产业数字化，从统计上来讲就是各行各业通过数字化转型所产生的增加值，因为定义比较宽泛，这部分的价值很难估算。
从宏观上看，中国发展数字经济有三大优势，一是人才众多，二是资金充足，三是国内市场规模巨大。要利用好这三大优势，就要正确处理市场、政府和企业的关系。发展数字经济主要是靠市场推动，无论在中国还是美国，数字经济代表性企业大部分都是在市场中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，而不是产业政策和政府挑选的结果，即使互联网的诞生是美国军事工业投入的结果，但那也只是副产品，并不是主动规划出来的，而互联网能有今天的发展更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。同时，产业数字化转型也要靠企业推动，政府能做的非常有限。在数字经济发展中，政府最重要的工作不应是制定产业规划和政策，而是要重点放在如下几方面：第一，协调基础设施建设；第二，保障数字安全，确保企业不侵犯客户隐私；第三，对数字经济的监管要慎重，要尊重市场，在出台政策前多听取企业和消费者的意见。发展主要依靠企业和市场机制，这是中国数字经济保持蓬勃发展的必要前提。
《经济》：当前，我国发展数字经济主要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？
邬贺铨（中国工程院院士）：中国是在尚未走完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道路的情况下，进入数字经济时代的。从这个角度上说，我们拥有借助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发展的机会，但同时也要弥补工业化过程中的很多不足。
高质量发展，主要体现在质量变革、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三个方面。经济发展不仅依赖于土地、资本、劳动力红利，还要更多地发挥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作用，将数据优势转化为产业增长动力，实现提质增效、减碳发展。
与此同时，我们也要看到，尽管数字技术可以渗透到产业链的各个环节，赋能实体经济发展，但前提是实体经济也要具备一定的数字化基础。相关数据表明，发达国家更容易从数字化过程中获得更大效益。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，首先要加快补足数字化短板，比如加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，推动企业及社会数字化转型，改善营商环境等。其次，数字经济涉及很多新业态，政府要对中小企业开放更多应用场景，实现数据最大化地开放共享。第三，要在法律法规层面完善治理体系，既要保障国家安全、企业秘密、个人隐私，防止数据被滥用，又要避免大数据平台垄断市场，导致不公平竞争。第四，加强技术创新，在引导鼓励技术发展的同时，也要对其应用进行规范指导，防止扰乱社会。
数据是关键要素
《经济》：在您看来，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有哪些？
高峰（北京神州光大科技有限公司CEO）：数字经济发展有三个最重要的要素，分别是算力、算法和数据。
算力方面，今年2月，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印发文件，同意在京津冀、长三角、粤港澳大湾区、成渝、内蒙古、贵州、甘肃、宁夏启动建设国家算力枢纽节点，并规划了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。至此，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完成总体布局设计，“东数西算”工程正式全面启动。与“西气东输”“西电东送”“南水北调”等工程相似，“东数西算”是一个国家级算力资源跨域调配战略工程，实际上就是更好地把算力进行集约化部署，让算力优势得到充分发挥。
算法方面，“十四五”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多次提到，要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，人工智能企业正在逐步走向资本市场，在算法方面探索更多产业应用。
数据方面，其是数字经济发展最关键的要素，能够很好地赋能其他产业发展。与此同时，数据又是最难的，在采集、应用、治理方面，需要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规范，只有制定好数据交易规则，才能真正实现赋能。
刘淮松（广州杰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）：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，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。对于数据驱动的规律，我总结为五个“新”，一是新需求，数据成为核心生产要素后，需求也发生了变化，如何把握这些新变化，是值得我们关切的课题；二是新技术，技术是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关联性非常大，如何通过新技术创造价值，需要我们深入研究；三是新模式，有了新需求和新技术，以何种业态和模式释放数据价值至关重要；四是新机制，数据确权等新问题的出现，倒逼运行机制不断完善；五是新应用，数字技术要有应用场景，不管是基层社会治理，还是企业数字化转型，都需要大力创新。
当前，我们已经迎来了从消费互联网向产业互联网发展的黄金十年。我认为两类企业可以围绕产业互联网进行创新：一是技术企业，能够为行业和产业提供技术赋能，如杰赛科技、用友、科大讯飞等；二是实体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，通过数字化转型，不仅能够实现企业的智能制造，还可以延伸产业链，例如海尔推出的卡奥斯工业互联网平台，在为自身服务的同时，也通过平台能力外溢为上下游企业提供服务。这两类企业最终将在产业互联网的半山腰汇聚叠加，迎来拐点——数字经济发展新业态。
数字产业助推产业数字化
《经济》：数字化转型已经渗透到产业发展的方方面面，成为企业持续向前的重要驱动力。请您谈谈，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。
支俊辉（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）：“十三五”时期，我国主要侧重于消费侧改革，并释放了大量消费红利。进入“十四五”，我们更偏重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尤其是产业生态体系的落地和形成。
对企业来讲，核心诉求就是盈利创收，提升竞争力。在当前数字经济浪潮下，就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言，数字化是企业转型的必由之路。数字时代的制造业与信息化时代有质的变化，最大挑战是对体制机制、传统生产方式的巨大冲击，如果跟不上就会被淘汰。因此，企业要对信息化和数字化有清晰认知，并加以区分，企业经营者、管理者要定位好其在行业和业务领域的位置和上下游关系，找准数字化转型的切入点。当然，数字化转型并非一日之功，企业管理者还要保持平稳心态，在学习的基础上转变心态，在转变心态的基础上不断学习，这是最为关键的。
平原（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）：工业4.0时代的到来，使得全球工业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，在这一变革中，国内很多新技术和新产业脱颖而出，如云计算、5G、AI等领域，走在了世界前列。从AI产业的发展来看，不管是专利、人才还是落地应用层面，我们都在不断突破。
正是基于5G和AI的发展，工业领域的数字化转型也变得更加令人期待。当前，工业领域从制造到生产各环节并没有完全实现数字化，究其主因在于工厂的信息化建设尚不完善，包括系统和硬件的智能化升级改造，都没有跟上。基于此，我认为工业领域应在推动信息化改造的同时，推进数字化转型，以此提高效率，减少传统信息传递损耗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无论是横向还是纵向来看，产业场景都多样复杂，所以想要推动产业数字化，首先应把数字产业做优做精，以便于将数字技术更好地运用到传统产业和新兴行业中去。在消费领域，我们看到很多基于电商数字化发展起来的企业；在工业领域，也出现了C2M新型工业互联网电子商务模式，在这种模式下，消费者可以直接通过平台从工厂下单，省掉了库存、物流、总销、分销等中间环节和成本。总体而言，技术带动产业，产业也反过来促进技术发展，随着云计算、大数据、物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的崛起，我们已身处数字化经济之中。科技的发展不仅改变了我们的个人生活方式，也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方式，现代职场人也要求更具活力的工作环境，以及更灵活的工作时间、地点和工作方式。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，是为了优化企业经营结构、提高效率和生产力。
在产业数字化过程中，数字化转型对商业环境产生了广泛的影响，创造了机遇，也充满挑战。
王宪朝（百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）：过去我国数字经济多注重应用性，在制造业上游，如半导体、集成电路、元器件、材料等方面，缺乏国际竞争力。在新一轮全球布局中，如何借助数字技术增强我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，显得尤为重要。对于制造业企业而言，要做创新的主体，把发展自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；要加大创新要素和资源的投入，以获取更大市场空间和收益。
发展数字经济，实际上就是发展根技术，即芯片技术、操作系统和基础软件研发，这是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前提。在此基础上，再对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改造和升级。而新兴产业，从设计之初就应该具备数字化和智能化能力，这样才能拥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。
王景颇（苏州异格技术有限公司CEO）：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特别快，占GDP的比重也在逐年提高，未来数字经济将成为引领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。从目前趋势来看，云上业务、智慧类业务呈高速增长态势，而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不可逆的必然趋势，尤其是后疫情时代，这种趋势更加明显。数字经济的发展离不开ICT核心技术的支撑，关键技术有两个：一是芯片技术，二是操作系统，二者是支撑数字化基础设施最核心的要素，而在这两者中，芯片技术的突破尤为关键，未来10年-15年，是中国芯片产业蓬勃发展的黄金期，也是中国芯片产业赶超世界的关键期，众多高端芯片设计企业将在这段时期涌现。另外补充一点，核心技术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，包括高端人才的引进、管理和培养，人才成长的环境和政策，乃至一个企业的文化理念都非常重要。
闫光明（神州数码信息系统有限公司副总裁）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来说，意义重大。现阶段企业发展更注重一体化和全局化，需要依托数字化转型把人、资产、客户及项目信息横向打通，进行统一管理，以此提升管理能力和生产效率。对制造业而言，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将市场变化与自身储备有机结合起来，对企业进行信息化升级改造。
前瞻性和整合能力尤为重要
《经济》：对企业而言，应该如何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，推动转型发展？
薛向东（东华软件股份公司党委书记、董事长）：对于企业而言，首先要做好技术创新、产品创新和业务模式创新，切切实实用技术和产品提高竞争力，帮助客户创造价值。其次，数字经济是人才密集型行业，应加强人才培养，在这方面，东华软件会通过校招储备一部分人才，同时还会与国内外顶尖企业如华为、腾讯等合作，实现优势互补。此外，针对人才引进培养，国家也出台了相关政策，给予税收补贴支持。
周一兵（中国电子工业标准化技术协会信息技术服务分会执行会长）：首先，企业要有前瞻性，能够精准判断产业和行业的走向。其次，要具备技术和产业数字化能力，能够帮助传统产业实现数字化迭代升级；还要具备数据整合、建模、分析、交换能力，可形成有价值的产品。第三，要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，因为不管是数字产业化还是产业数字化，客户端的需求都是多维度的，并非一家企业或者几家大型互联网公司能够满足的，需要不同企业在技术服务、数据建模、应用分析上进行配套合作，最终形成满足客户需求的解决方案，进而实现生态提升。
李利军（东方通集团执行副总裁兼东方通软件总经理）：作为数字经济的基础支撑与保障，基础软件自主安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2022年我国信创产业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，也是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，作为网信领域企业，要积极推进核心技术创新突破及扩大产业化落地，加大开放、共享协同的产业生态建设，助力基础软件人才建设与发展。
企业的生态发展和生态繁荣是不同企业之间相互成就的过程，在数智化发展阶段，企业的这一生态发展特征也就变得尤为明显。我认为，企业数智化的本质是一次业务与管理的重构与创新，企业管理者需要从战略层面高度重视，企业执行层需要具备实现跨部门协调、实践落地等高效推进能力，用多维度的数智化创新方式推动行业变革与重塑。
《经济》：对于传统行业来说，进行数字化转型和创新并非易事，经过市场洗礼之后，如今出行领域“新”“旧”企业已实现共享共处，这其中的关键是什么？
宋中杰（嘀嗒出行董事长兼CEO）：传统巡游出租车数字化转型是一项长期工程，其不仅关乎行业复兴，更关乎城市温度和百姓出行体验。
过去10年尽管网约车发展强劲，但目前巡游车全国日订单量仍有5000万-5500万单，在激烈的竞争下，巡游出租车非但没有大幅萎缩或者消亡，反而从2020年开始份额实现止跌回升。2019年-2021年，巡游出租车客运量占比分别为63.5%、66.1%、68.1%，生命力强大。
与此同时，我们也要看到巡游出租车存在的问题：缺乏内升服务提升机制，用户体验存在短板，运营效率较低等。未来如何解决企业面临模式创新的困境？这其中的关键，就是数字化转型升级。
为此，我们推出了以数字智能化、网约化和线上线下一体化为核心的“出租车三化工程”，从扬召和网约双向发力，推动出租车服务全链条数字化升级。比如，通过扫描车内“出租车智慧码”，乘客可进入小程序一键发送目的地，还可查看司机档案和过往服务评价，行程结束后可以直接线上支付，下次再有出行需求时，打开“出租车智慧出行”小程序，即可呼叫距离最近的空驶出租车，大大降低了路边扬召的不确定性。此外，出租车司机也可以通过智慧巡游产品，判断更有可能接到扬召订单的时间和地点，让巡游变得更加聪明有效率。目前该工程已在西安推广应用，据统计，“智慧码”累计使用量已超2亿人次，累计服务评价达1.1亿条，出租车服务满意率超99%。
我相信，在各参与方的齐心协力下，通过对巡游数据的整合以及产品的不断优化升级，我们将打造一个扬召、网约融合并存的移动出行新局面，真正实现传统出行领域的数字化转型。
（本文由张军红编辑整理，田婷对本文亦有贡献）
来源：《经济》杂志社-经济网
